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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尾黑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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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

我宁可接触那些被我的电影感动的人, 情愿收到他们有如告解生命一般的来信。 于是,我了解我的目的何在。 ——安德烈·塔可夫斯基 (转载此处文章请注明作者是九尾黑猫, 或者可以联系我,请勿擅自使用,谢谢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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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恶行恶状》:操行零分征服世界  

2008-09-22 18:37:09|  分类: 电影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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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、人生导师

  能遇到一位人生导师或是精神领袖,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值得庆幸的事情。对于艺术家来说,他们无疑是灵感源泉和创作的动力;对于常人,他们则是成长路上的鹅卵石,在迷雾中带来暖意指引方向。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以戈达尔为标准,划分了自己作品的类别,让他一直念念不忘的,是戈达尔曾经塞给他的一张纸条,上面表达了对其作品的不满。几十年后再次说起来,当年心高气傲的愤恨,已然成为了今时今日的遗憾。贝托鲁奇太想得到戈达尔的肯定,却忽略了最真诚的忠告听起来都不太顺耳。康德对于贝多芬的影响,更是一种纯粹精神上的感召。大学时代研读康德的论著,让他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观与世界观。当中年饱受耳疾折磨时,他又因康德的哲学观学会忘记不幸,埋头苦干。在耳聋后,贝多芬用笔和朋友交谈,曾写下“我们心中的道德律,我们头顶上的星空。康德!”肉体所能到达的限度总是一定的,艺术则是精神一次次超越凡夫肉体的最好证明。正是肉体的苦痛,使得他们的作品中渗透了洞穿生命的力量。这些都是可以编写进书籍的佳话。

 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所能遇到的“人生导师”多为良师益友,他们不见得完美,也有人性上的弱点,但是越过他的肩膀,你能看到一条崭新的道路。就像多多遇到了影院放映员阿尔夫莱多,查理遇到了弗兰克?史雷德中校——多多爱上了那座天堂电影院,并在阿尔弗莱多的鼓励下继续坚持学习,回到了罗马,这才有了二十年后,身为导演的多多重归故里追忆往昔的感触;弗兰克是个双目失明沉浸于酒精和回忆中的绝望男人,但也是他支持着查理走上那条正确的人生道路。谁都希望在遇到困难的时候,能有个人站出来拨开险恶的假象,告诉自己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是天堂。如同神话中的珀耳修斯,有了雅典娜的盾牌和忠告、冥神哈得斯的隐身帽、赫尔墨斯的飞鞋,他才能顺利地割下美杜莎的头颅,并成功逃跑,筑就一段传说。不过,生活毕竟不同于电影,就像阿尔弗莱多告诉多多的那样:“现实要艰难得多。”

  如果,这些人,传说中的,书本上的,生活中的良师益友,你都没有遇见,该如何面对困境,迈出决定性的一步,并能坚信不疑地走下去呢?

  瑞典电影“恶行恶状”(Ondskan 2003)中的艾瑞克?庞帝就是这样一个靠自己的力量,挣扎于人生成长道路上的人。当淘气、反叛、单纯的童年早已一去不返,未完成的学业让他还不能凭实力在社会上取得一席之地。在极具男权社会特点的家中,没人能阻止继父对他们母子的毒打,似乎上百年来大家已经对这种事情司空见惯。如果说有些父亲还能将这种手段称之为“爱的教育”,那么艾瑞克的继父则纯粹是对权力的享受和暴力的发泄,饭桌上不留心掉落的餐具,都能成为一顿皮肉之苦的引子,接下来就是每日饭后继父用来消食和舒活筋骨的痛揍了。青春对于艾瑞克不只是“叛逆”两个字可以简单涵盖的,他生活在暴力与压抑中,拳头是他唯一知道的武器。继父打在他身上的力量,他再一点点打出去,这让他在正常与疯狂中取得平衡。不过,与继父在家中不可置疑的权威不同,艾瑞克并非是学校的权力中心,至多是个普通学生,对同学的殴打完全被列入了操行恶劣的行列,校长用“恶行恶状”这个词将他驱逐出了学校,并扬言没有公立学校会要他。于是,母亲变卖财务凑钱让他就读于一所私立学校,给他最后一个机会,能上大学,选择自己的人生。代价是他不能再打架,必须严于律己,安稳毕业。
  二、等级制度的世界

  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传统和风格。比如曾有人写道,在英国的剑桥,每到用餐时,学生都要站着等待教师入座,才能落座。这是一种礼仪,且包含着等级制度的烙印。

  艾瑞克就读的私立学校坐落于远离斯德哥尔摩的郊区,环境优雅、静谧。每个途经此地的人,都会觉得这里的学生文质彬彬,相互间相处融洽。学生会会长奥图史翰热情的介绍,给初来乍到的艾瑞克留下了不错的印象。到了晚餐,全体学生集聚在一起,艾瑞克才接触到学校真实的一面:吃饭时,学生都是不分年级混坐的,真正用来划分他们的是严格的阶级关系。贵族是最高等的学生,其他的都按家庭富有程度来分类,至于没钱的那些人,根本上不起这里。老师一般不插手管理学生吃饭时的纪律,都是由一位桌长和一位副桌长管理,惩罚可能是用任何一种餐具狠敲头,或者是一次罚站,又或是被取消周末假期来打扫学校。平时管理学生秩序的,是学生会会长史翰和他的几个副手。不仅学生中的等级森严,连历史老师都在课堂上,教导学生如何根据一个人的相貌来判断他的高低贵贱。这么一来,当知道学校禁止学生和餐厅服务员交谈,似乎也就不会那么惊讶。私底下,学生之间喜欢讨论的,不是时事趣闻,而是其他同学家长甚至包括老师的政治倾向。

  不少学生,尤其是新生,对学校这种由一小撮人享有至高权威的做法很是愤懑。但也做不了任何反抗,只能乖乖受罚。家庭社会地位是生下来就受之于父母的,通过普通的努力无法改变。他们只有咬紧牙根,熬过新生期,也许过两年,他们也会像其他人一样,对于新生受到的惩罚幸灾乐祸。

  学校门前的斗场是唯一一个新生可以对高年级生还手的地方,不过被叫到那里的人通常只有被多个人围殴的下场,没有公平可言。而最令人齿冷的是围观的学生全部都欢呼雀跃,振臂为打人者助威。在这个小圈子内外,他们处于不同的位置,也变换着身份与心态。当他们被打时,总是充满愤怒,希望快点结束这一切;当他们围观时,则都参与了打人的角色,希望他们下手再重一些,血再流多一些。他们从心底畏惧权威,却又很享受权威带来的征服的快感。包括学生会会长,都是由受人欺凌的新生长成的。他们忍辱负重,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站在那个耀武扬威的位置,把一切怒火都发泄到别人身上。说起来,这是一种让人不齿的报复心态,小人的做法,与中国那句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”的古训背道而驰。但是在学校营造的独特环境中,这俨然成为了他们的生存方式。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校方鼓励他们这样做。这样的教育让他们从小就深切体会权威与等级的力量,因为到了社会上不过是另外一个更大的等级圈子。你得不断往上爬,才能免于总被人踩在脚下。

  以艾瑞克的个性,注定与学校的环境格格不入。虽然他已经尽快了解校规,遵守规定,却还是一次次触犯了学生圈子的权威中心——以学生会会长奥图史翰为首的学生会。一般人只是看到史翰就害怕了,偏偏艾瑞克不把他放在眼里,坚持不道歉、不服从的态度,更是不理会他们无理的要求。他不羁的性格和年轻气盛,让自己和学生会之间走入了一个难以预料的危险较量。艾瑞克的无所畏惧让史翰等人深感威胁,躲在权威背后的他们脱掉身份的遮羞布,也不过是几个没胆量的毛头小子。当身份不能威慑住一个人,那么史翰就要想尽办法让艾瑞克学会畏惧。于是,他叫他胆小的“老鼠”,加重禁假的长度,让他做徒劳的活计,凌晨进入卧室偷袭他。艾瑞克则一直是不予理会,能做的事情就做,但也决不因此而服软,任他们作威作福,反而趁机巧妙地予以反击。

  两者间矛盾的交织的第一次顶峰,是艾瑞克成功地第一次反击了史翰后,在饭桌上还不肯放过地嘲笑他。他的肆无忌惮严重威胁了史翰的权威,也把他逼到了穷途末路,这种时候,暴力就成了巩固权威最直接的手段——史翰在全体同学面前对艾瑞克大打出手,艾瑞克背着手任他挥动拳头,鲜血横飞。所有学生都停下来,静静观看,无人喝彩。在他们熟知的规则中,暴力是存在于斗场中的一个娱兴节目,越多痛苦才越精彩。当这种暴力堂而皇之地走上了饭桌,就在无形中打破了一种规则,也打碎了他们隔岸观火的心态。雨点般的拳头仿佛打在了每个人脸上,让他们惊觉自己不过都是在这样的暴力下求生存的人。斗场不是给他们求公平的地方,只是权威炫耀自己力量的舞台。一切暴力的本质都是一样的,不分时间、地点。最后,结束这一切的是餐厅服务员玛莉亚的一声大吼。她来自芬兰,那里容不下这样仰仗权势欺凌弱小的人。不过,一切还没完,事件的高潮是校长的出面。他从餐厅的转角走出来,看着打红了眼的史翰和几乎神志不清的艾瑞克,脸上是平静的神色,似乎对这种场面并不陌生,只是简短地吩咐:“够了吧。”如此就为意外的暴力流血事件划上了完满的句号,没人再需要想起来,也没有必要讨论。校长的态度传达了一种信息:关起门来,怎么打人都行,但是在公众场合还是应该收敛些,毕竟我们是讲究礼仪的学校。这与艾瑞克继父打人的做法在本质十分类似。他每次殴打艾瑞克都要走进卧室,关起门。仿佛一旦关起门,这就成了一件不容外人插手的私事。尽管如此,礼仪还是要讲究的,绅士的样子还是要作出来的,但在个人王国里,他们依旧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。在那个世界,礼仪与道德无关。


  三、操行零分

  电影从头至尾都冷峻压抑,随着故事的高潮迭起、峰回路转,观众的情绪也随之起伏。导演用艾瑞克和史翰的较量推动情节的发展,但深深触动每个人的,是艾瑞克自身的一种挣扎。他该如何做?才能在不出手打架,不被开除的前提下,还能保护自己,保护尊严,保护自己的朋友和爱人。他试过对抗,也试过妥协,也用过妙计让他们有苦说不出,他甚至顶住压力赢得了游泳比赛。可惜他做的努力都无法在操行评分上体现出来,操行分数始终挂在及格线的边缘。换了学校,循规蹈矩,依旧被视为品行恶劣,操行不佳。

  操行本来是评价一个学生品行的标尺。但品行优劣却又很难有具体的文字标准,毕竟人的复杂性远不能用几个分数来评定。这所学校却将操行与个人对于学长的服从程度直接挂钩,倒也算符合了学校一贯从家世等背景评价一个人的作风。就像艾瑞克的好朋友皮耶?唐吉,他是全校最聪明的学生,人也敦厚谦逊,却遭到同学的嘲讽,甚至被历史老师当作劣等种族的典型。

  关于学校对于学生操行评价的做法,不少导演通过镜头表达了自己的态度。法国导演让?维果显然提倡爱护孩子淘气玩乐的天性,不要过多地限制和批评,阻碍他们的创造力和正常的成长。在其作品“操行零分”(Zéro de conduite 1933)中,生活在小学寄宿学校的孩子们处处受到校监的控制,他总是试图让玩心正重的学生循规蹈矩,却屡屡受挫,被一群活力四射的孩子耍得团团转。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判他们操行零分,取消休假,用惩罚作为唯一的教育手段。几个孩子也不肯就此善败甘休,趁着校庆日,登上房顶占领了学校。电影从头至尾都散发着活泼、诙谐的孩子气,无限的活力,无限的创造力,在他们那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借由此片,可以看出导演意欲突破传统守旧的教育制度,从孩子的角度出发建造一个更好的乐园。

  如果说“操行零分”用轻松的方式让我们看到青春年少与腐朽制度的冲突,那么英国导演林赛?安德森就在“如果”(If 1968)中愤怒地抨击了学校不合理的教育制度。校长嘴上说要培养新一代的青年才俊,却仍旧沿用培养传统标准的英国绅士的教育方式。使得古板,沉闷,阿谀奉承的人占了优势,新生和弱小的学生永远受尽欺负。这里处处都讲传统,连督导员鞭笞学生都有一套特殊的方式,他们穿着整洁的西服,风度翩翩地向新生挥下鞭子,毫不留情。内心的冷酷与外表的虚伪作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以查维为首的几名学生也像“操行零分”中的孩子,占领了学校,只不过他们不只是爬上屋顶,而是拿起机枪向人群扫射。最后的镜头就定格在炮火中查维愤怒的面孔上。是谁让本该欢快求知的脸上,满是仇恨?应该感恩的心却指向死亡?故事是杜撰的,电影是虚构的,一切都在“如果”这个名字的前提下成为了一出精心编写的闹剧。但是那种愤怒是真实的,指责是确凿的。事态不能等到不可挽回才痛定思痛。

  在“恶行恶状”中,谁都看得出,操行优等的史翰实际上是个胆小懦弱、趋炎附势的小人。而艾瑞克虽然不爱说话,很会打架,却从不欺凌弱小,反而爱提人伸张正义。学校操行的标准恰恰与社会上对道德的标准相反。可以说,正是学校畸形的教育抹杀了艾瑞克这样重情义的人,造就了无数史翰这样势力、冷酷的人。教自然课的老师并不明白学校的内幕,他还指责艾瑞克没有保护好自己的朋友,让皮耶被迫退学。就是说,哪怕在这个学校乌烟瘴气的氛围内,也有人怀有常人应有的道德感和判断力,只是他不知道此中状况。就像社会上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现象一样。所以,不能因为大多数人的错误,就不坚持少数人的正确选择。艾瑞克用沉默对抗,用暴力反击,试过各种方式坚持,在一次次失败与磨练中,他终于明白了该如何在自己毫发无伤的情况下给予对方有力的一击,明白了如何不再活在继父的阴影下。他找到了那些躲在权势背后的人,他们的恐惧,他们的怯懦。他从一个爱打架的男孩成为了一个懂得自制的青年,能挺胸抬头地走自己的路。那双曾经饱含愤怒的双眼终于沐浴在阳光下。

  杰克?凯鲁亚克曾在书中写道:“你的道路是什么,老兄?——乖孩子的路,疯子的路,五彩的路,浪荡子的路,任何路。那是一条在任何地方、给任何人走的任何道路。到底在什么地方,给什么人,怎么走呢?”

  所谓征服世界,并非一定要站在世界的屋脊上大声呼喊,而是在这里寻找到更好的方式去走那条不怎么平稳的道路,不会迷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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